今年热点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了无数观众“笑着走进电影院，哭着走出去”的共鸣。电影中的“救命药”原型格列卫（Gleevec，imatinib）是人类在慢性白血病治疗上取得的巨大成功，被誉为是人类抗癌史上的一大突破。
在格列卫出现前，化疗、干扰素的治疗方法副作用极大。即使医生使尽浑身解数，也只有30%的患者能活过第五年。直到格列卫问世，才改变了患者的命运。格列卫成功地将慢粒白血病，变成了一种像糖尿病或高血压的慢性病，只需规范服药即可控制病情，效果甚至比骨髓移植更好。这也使原30%的幸存率，一下提升到了近90%。然而，在这项卓群伟大发明中，不为人知的是，有我们华人科学家默默参与的身影。
“格列卫”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布莱恩·德鲁克院士（Brian Druker）
格列卫（Gleevec，imatinib）发明人美国俄勒冈健康和卫生大学著名肿瘤学家布莱恩·德鲁克（Brian Druker），在1993年成立格列卫团队研发初期，即已招募来自中国的留美科学家郭长生博士参与其中。郭长生博士清楚的记得，第一次见到Brian Druker院士是在俄勒冈健康和卫生大学读博入学后的第一个周末。当时，Brian Druker院士刚刚完成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后的研究，成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作为郭长生的副导师，Brian Druker院士告诉郭长生博士，他在研究一款新的靶向药物，并建议郭长生博士在自己的实验系统中测试这一新药的功能。也正是这段经历，结束博士阶段后郭长生博士继续选择在Brian Druker实验室做博士后，持续格列卫的研发。师从Brian Druker院士期间，郭长生博士亲自参与并见证了“格列卫”这一世界第一个小分子靶向抗癌药物从众多的“化合物”转化为“药”的过程。同时，在药物从细胞到动物实验，从实验室到临床实验的过程中做出重要贡献，研发整整6年，这条路走得有多艰辛，可想而知。
郭长生博士
郭长生，1961年出生于北京，百唯康生物创始人兼CEO，肿瘤学和预防医学专家，中国预防医科院（现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硕士，美国俄勒冈州医科大学博士并博士后。他从事预防医学研究多年，美国攻读博士期间师从国际知名的肿瘤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2009年美国拉斯克奖获得者布莱恩·德鲁克博士(Dr.Brian Druker)。郭长生博士作为最早加入格列卫研发团队的华裔科学家，全程亲自参与格列卫从“化合物”转化为“药”的过程，并做出重要贡献。1999年底，在导师Brian Druker院士带领下，郭长生博士和实验室全体人员共同出席于新奥尔良举办的国际血液学与肿瘤会议，第一次对外公布历经6年多辛苦付出的世界上第一个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格列卫”（影片中格列宁）的临床结果。
一时间，抗癌“神药”格列卫抢占了欧美各大媒体的头条，在俄勒冈的实验室也持续不断的接受来自全球各大电视台、报社等媒体的相继访问，郭长生博士曾与团队一起沉浸在这成功的喜悦中很久，深感自豪幸运。
影片让“格列卫”再次成为公众热点，已归国创立百唯康生物，开展新肿瘤分子诊断技术研发的郭长生博士对这一话题有着更为深刻的思考和反思。郭博士认为，电影让格列卫走进大众视野并不意外，里面反映的尖锐问题绝非我国特有。更重要的是，许多肿瘤病程后期发展失控，临床中耐药性常见，肿瘤转移等等难题，这些问题不是靠“药”就能解决的。面对我国肿瘤发病率不断升高且呈现年轻化这一严峻的形势，具有预防医学背景的郭博士率领的百唯康生物团队认为：预防是最有效的方法，没有之一！
这一结论也与他的求学经历密切相关，郭长生博士曾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工作学习多年，深受侯云德院士（2017年国家科技最高奖获得者，预防医学家，病毒学泰斗）等老一辈预防医学工作者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侯云德院士等老一辈预防医学家，短时间内即把我国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降低，依靠预防控制了鼠疫，消灭了天花。到今天，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离不开老一辈的“预防战略”。
郭长生博士坚信“治未病,重预防”是降低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正确方向，在国人肿瘤逐年高发及国家政策层面跃升的背景下，归国积极响应“为推进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把治病为中心转移到以健康为中心，预防控制重大疾病”这一国家战略。郭长生博士将竭尽毕生之所学回报故乡曾经的栽培与培养，竭力实现“降低我国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至高愿景!
